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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只要成为数字经济新规则的制定者，就能占得先发优势。美国、欧盟和中国正在竞争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中国是如何试图增加其在国际电信联盟、IEEE和3GPP等全球技术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的呢？美国和欧盟方面又是如何回击的？
中美两国的政府和竞争企业多年来为控制数字经济的标准和技术而进行的斗争已然大幅升级。如今，这场争端的战线已经从建立市场主导地位延伸到制定行业标准，再延伸到影响监管。
但美国和中国并不是这场游戏的唯一参与者。尽管自身的科技行业发展不力，但第三大贸易势力欧盟仍雄心勃勃，希望成为规则制定者。欧盟官员私下里相信，就像“布鲁塞尔效应”一样，欧盟对汽车、化学品和食品的规定已在世界各地得到采纳，因此，欧盟的监管程序也将在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就像欧盟鼓励生产电动汽车的排放标准对特斯拉的帮助大于对大众汽车的帮助一样，欧盟最终可能会在自己没有生产很多产品的情况下，为国际数据领域提供标准。
围绕技术和标准的竞争已变得十分激烈，中国似乎尤其有意取得像“布鲁塞尔效应”那样的影响力。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在一份有关物联网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称，“中国将技术发展视为决定性的战略资源，并认为关键技术被其他国家控制是一大战略劣势。”
在现代贸易中，在制定标准和规则方面的先发优势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优势。在公司高管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多管齐下的战略，将标准推向全球。
一位欧盟官员表示，中国从3G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当时中国制定了自己的标准，但没有人使用，美国和欧盟因而占据创新上的优势。这位官员指出，“这一次，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
中国政府有意在自动驾驶汽车、共享单车、支付系统和人脸识别等领域创造出一个国内大众市场。积极的出口也促进了其技术在海外的发展。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作出了积极的行动来扩展他们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组织机构的影响力。ITU负责制定电信行业标准，ISO则给多个不同的技术领域制定标准。ITU现在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主席，几个关键委员会也有数名来自中国的代表。中国企业也参与了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行业组织，该协会为无线和集成语音/数据系统等技术制定规范。
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组织来推行其在国内制定的标准。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它已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下属的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制定了标准。此后，它一直试图在ISO人工智能委员会推广其在另一份白皮书中开发的模型。
早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国就对中国主导科技基础设施和标准感到担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物联网报告呼吁美国在标准制定机构表现得更加活跃。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围绕技术标准的积极行动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一位驻日内瓦的行业游说人士表示，“ITU一直在积极推动自己成为整个联合国监管体系的机构。但标准机构采用的技术标准总是自发的。”他称，中国在ITU的技术组群中提出了大量的标准，但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提出保留意见，宣称它们不会遵守某一特定规范。
同样地，由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一个智囊团)发布的一份关于包括ISO在内的全球标准化机构的报告发现，积极的投入并不能保证成功。报告作者比约恩·法格斯滕(Bjorn
Fagersten)指出，“中国对新工作项目的提议，大多数在很早就被彻底否决了。很多提案的质量都很低。”
最后，通过市场份额来确证事实很可能是更有效的控制标准的手段。要把一家已把自家技术深深嵌入某一特定领域的公司排除出去是很困难的。例如，特朗普在5G上对华为的排挤面临着一大问题：该公司在创建移动网络方面有着近乎不可或缺的地位。5G的基础技术以专利形式掌握在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手中。每个国家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因此形成了一种大致的平衡。华为拥有的该技术的“标准基本专利”数量最多，不过欧洲的诺基亚和韩国的三星紧随其后，高通排在第六位。
在特朗普发表声明后，IEEE禁止华为员工审查技术规范方面的研究论文，包括关键的802.11
WiFi标准，但在得到法律建议后，该协会改变了主意。另一家行业领先的标准机构3GPP警告称，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可能会导致5G标准分离，数字经济出现分裂。尽管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但许多欧盟国家仍允许华为的设备进入至少部分新的5G网络。
事实上，欧盟有一个更微妙的策略来约束中国。欧盟委员会确实对华为等公司的安全影响感到担忧。但它的应对方案涉及规范技术的使用方式，而不仅仅是针对制造技术的公司。欧盟官员表示，从长远来看，相比美国的对抗策略，欧盟更为慎重的做法将更能抑制中国任何确立全球科技主导地位的企图。
尽管自身的科技行业发展不足，但欧盟辩称，欧盟正成为全球数字技术的规则制定者，尤其是在个人数据使用方面（得益于其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政策制定者表示，无论中国在技术开发方面取得多大成功，其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态度都阻碍了它的企业的发展。如果全球真的分裂成不同的技术和数据领域，GDPR可以为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设定规则。欧盟官员表示，“GDPR意味着，全球数据经济现在就可以成为现实。”
例如，在巴西，尽管该国正在从中国引进面部识别技术，但那些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受到一项隐私法的限制。该项隐私法去年获得通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GDPR。
尽管中国企业历来可以获取大量的国内个人数据来开发产品，但这种模式难以被复制到国际市场。像GDPR这样的规定限制了企业将海外收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中国。
主导中国市场的公司有时很难走向全球。微信在中国智能手机用户中普及率超过80%，微信支付近年来也大大促进了国内移动支付的普及。
但在发达经济体，微信的渗透率则要小得多。英国工业协会techUK的贾尔斯·德灵顿(Giles
Derrington)表示，“如果你是利用中国数据来了解欧洲消费者的习惯，那么你就只能走这么远。”
在欧盟地区，给中国带来发展阻碍的往往是监管机构，而不是竞争对手。例如，摩拜单车正利用其在国内市场开发的技术，努力满足欧洲对共享单车迅速增长的需求。但鉴于该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需要得到用户的明确同意），人们已经对可能违反GDPR的行为感到担忧。去年12月，德国数据监管机构宣布对摩拜单车的数据传输行为展开调查。该公司表示，它完全遵守GDPR。
除了GDPR以外，欧盟还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确立了领先地位。德灵顿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将其出口到全球将会面临挑战。”
如果科技领域的重大势力在标准制定上出现分歧，将会有一场围绕将自己偏好的模式推广到其它国家的争夺战，尤其是亚洲的大型新兴市场。在任何一个国家，主导地位的争夺战，都可能涉及中美竞争技术以及效仿欧盟的数据保护体系之间的三方竞争。由于特朗普试图将中国赶出美国数字行业，当前围绕技术标准和隐私的斗争已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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